我国行政权虽有政制中的主导传统，改革以来也是如此，因此在传送带模式的学术期待之外，还存在着行政权自我合法化的现象，背靠法治国家原则的法治政府基本上属于行政主导型法治，这一路径接引了美国行政法中的公开性和民主性因素而渐然展露学界所谓的新行政法[23]的面向。
两国论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为两国，认为一个中国是两岸统一以后的事情，目前两岸是两国，因而互不隶属。大陆和台湾恢复接触后，两岸常被用于不便表达一国或双方的场合，大陆和台湾在签订有关协议时，也多用两岸的名义。
综上所述，政治对立论对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大陆和台湾之间当前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一国内部的政治对立关系，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应以结束这种政治对立关系为标准，至于采取何种模式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应由两岸通过务实探讨决定。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岸一词逐渐从一个地理概念，向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转变。祝捷，2009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模式，可以给大陆和台湾各自表述的空间，从而将当前对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策略性地转换为对两岸的各自表述，更进一步地降低政治关系定位的敏感性。考察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方面的实践，去政治化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论述，大陆和台湾都不宜单独选择政治关系定位模式，而是应该将两岸在国家尚未统一情况下的政治关系，作为两岸之间的一项议题，展开务实探讨，进而通过相互之间的谈判、协商以及妥协、折中，形成大陆和台湾能共同接受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一）两岸的形成欧洲学者法布里斯·拉哈（Fabrice Larat)描述欧洲一词时指出：语言的演变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洞察政治秩序的变化。难道是国父们疏忽了？显然不是，原因在于1787年制宪的主要目的是联邦化（国家化），克服之前的松散邦联的缺陷，其核心关注是政体而非权利[10]，而在政体科学中，司法分支并非优先建构的对象。
（3）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主要处理的是中港关系中的主权问题，对内地的借鉴意义有限。[37]这里，凯尔森明确提出了两种宪法保障模式，即专门法院模式和普通法院模式。因此，数量和比例可能未必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而且在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弱势心理支配之下的、未经充分深思熟虑之自由选择的司法宪政主义，可能也并非真正的民族自由的意志表达。（4）200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宪法委员会对已生效法律的审查权，尽管是一种间接审查。
应该说，这份统计表恰恰说明了亚洲政治体系的多元性、传统性和自主性特征。（5） 审查权安排上采行集中审查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分散审查。
下面我们就简要考察一下凯尔森如何回应施米特的观点以及在一个更加开阔的理论脉络中凯尔森如何展开自己关于欧陆司法宪政主义的构想的。对于司法宪政主义之观念基础问题，在欧美学界关于政治宪政主义的讨论中也常有触及。（二）宪法司法化：黄松有的法官逻辑对该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及其宪法司法化的规范诉求，时任最高院民一庭庭长、对该批复起到重要影响的黄松有法官[65]的解释颇具代表性。我们这里不妨简单比较一下贡斯当的立宪君主与英国立宪君主。
（3）宪法团理论[41]的提出和实践丰富了第五共和宪法的权利法案，创造性地将法国历史上的宪法经验予以整合，弥合了法国不断革命带来的民族历史的断裂，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42]的法理学，显示了实践者的历史智慧和解释技艺。[50]翟小波博士的总结基本上是以美国式司法审查模式为对象的，这些观念基础直接支撑了上述作为美国模式选择理由的普通法理由和成文宪法的形式逻辑，其在文章的开头也作了明确的交代——本文所说的违宪审查制，主要是（美国式的）立宪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制[51]。[47]基于这样的六分法框架，张千帆教授对世界194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审查制度进行了类型化处理，并以各大洲为统计比较单位制成了司法审查的世界地图，引述如下：表1：司法审查制度的世界分布（国家或地区数量）[48]地理位置 司法审查总数 普通分散 普通集中 普通混合 特殊法院 委员会 欧美混合亚洲 35/50（70%） 4 10 3 15 2 1美洲 35/35（100%） 4 20 4 0 0 7欧洲 41/44（93%） 4 4 1 25 1 6非洲 50/51（98%） 1 13 4 20 11 1大洋洲 12/14（86%） 2 8 2 0 0 0总数 173/194（89%） 15 55 14 60 14 15 值得说明的是，这份统计表主要是基于对各国宪法之文本分析的结果，而文本并不能等同于实践，或者说宪法不能简单等同于宪政。我们这里简要总结一下司法宪政主义之美国模式的核心特征：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高于议会法律。
凯尔森则针锋相对，提出了独立法院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并为自己建构的奥地利宪法法院模式辩护。[24]这样一种理解框架注意到了王权的尊严（权威）的一面，但对此功能的论证有神秘化倾向，不够具体和理性。
（5） 转型国家中的亚洲国家之文明连续性与政治自主性相对较高，其宪政模式具有未定型的特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对政体结构的塑造作用明显。[67] 马岭教授就提出了质疑，参见马岭：《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理由探析》，《法学》，2009（4）。
[44]比如，王卫明博士举了颇具代表性的拉美国家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的例子。这一代表性论断有如下预设：（1）宪法实施=司法审查，不适宜司法审查的宪法规范不宜作为宪法规范。（3）违宪审查机关的本质是具有维持宪法秩序、撤销违宪法规的功能，是否具有司法机关名义并不重要。但无论如何，凯尔森主张在常规的三种权力之外专门设立作为宪法裁判机关的宪法法院，这一模式构成了欧陆司法宪政主义的主导模式。国内政治宪政主义学术话语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制度旨趣。施米特的写作背景是魏玛宪法所确立之议会民主制无法正常运转，而总统权力及其行使程序因自由法治国思想的束缚而难以展开。
不过，由于现代世界普遍接受人民主权，英国宪政的普通法传统无法对抗与人民主权具有更直接法权联系的议会主权。这里已经隐含了马歇尔所面对的司法处境：要么遵守《司法法》颁布强制令，给予马伯里以法律救济。
在此背景下，刚刚迈过新世纪门槛的中国职业法学家和司法精英已经具有了对现代宪政之外部知识和本土实践的相对协同的诉求。鉴于转型国家模式的复杂性特征，王卫明博士提出了超越传统二分法的三分法，即集中审查模式、分散审查模式和混合审查模式。
不过，尽管美国模式是得天独厚的特殊性存在，但由于美国在现代文明世界中的绝对优势影响，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对美国模式的钟情要远远超过其他模式。英国的政治宪法传统是一种议会自己（the Parliament itself）式的传统，强调议会主权和政党政治，强调通过政治过程解决基本社会争议的正当性，强调共和主义自由观和平等的政治参与。
10、宪法的制定者显然把该文件设想为针对法院——就像针对议会——而设立的规则。然而，中国宪法序言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法条主义论辩，而在于对宪法的历史生命与政治生命的正当性论证。对一个主要依赖建构理性而非复兴传统来完成现代性过程的后发国家而言，一场由法学家和司法精英担纲的普通法式的宪政革命很难成功地被既定宪法结构所理解和接纳。本文最终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这一结构蕴含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并构成了形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
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3）美国的司法审查权是偶发性裁判权，不足以担当护宪重任。
相比于黄法官对美国模式的钟情，中国宪政更加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欧陆式的建构理性进路。（4）中国的宪法司法化采取普通法院模式貌似阻力最小，实质阻力最大，难以被中国的政治宪法结构兼容。
如何在中国现有体制结构中借力使力，改造或创设一个相对独立于三种常规权力的第四种权力作为违宪审查的制度载体，是中国宪政结构成熟的标志。何以如此呢？黄法官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司法实践通常只援引具体的法律规定。
这也就是为何马歇尔貌似完美无缺的逻辑只能在美国宪法独特的成文性与普通法双重语境中成立，却不能被简单地移植到欧陆国家或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贡斯当在讨论王权时进行了颇值玩味的概念扩展，这使得他的讨论有可能启发了施米特对总统权力的思考——王权（我指的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无论他碰巧被冠以什么称号）是一种中立的权力。二是沿袭柯克传统的普通法模式，即法院可以根据普通法的理性和逻辑确定权力界限乃至于审查议会法律，普通法具有接近于成文宪法的地位。[63]与知识更新相协同，部门法学经过改革三十年的部门法自治[64]运动，在法治主义的大逻辑下对于宪法司法化之接受已经没有知识理论上的障碍了。
这种表面上东拼西凑和博采双长式的司法宪政主义未必能够为该国的宪政发展与国家转型提供真正理性化的制度支撑。施米特的政治法学说之建构具有明确的处境意识，即德国议会在多元主义的冲击之下已经不能够达成多数共识并采取及时行动，已经丧失了维护宪法的可能性。
[6]司法独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审查，后者必须在分权与制衡的意义上证立。根据吴庚教授的总结，凯尔森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四点：（1）施米特引述贡斯当中立性权力学说的动机在于对魏玛宪法第48条进行扩大解释，证成总统的宪法守护者地位。
司法宪政主义在中国的登陆和尝试就其必然性而言是三十年形式主义法治进程的结果，就其偶然性而言是与2001年的所谓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联系在一起的。对英国政治宪法传统的系统梳理将在以下相关章节中具体展开，这里只是简要介绍英国宪政的特殊性，以此表明司法宪政主义的现代形式与特定政治体的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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